轉戴 - 李安給青年學生的一堂創作課 (下)

文化是一種鬥爭，歷史是贏的人在寫

朱全斌：李導演跟我和曾老師都是四年級的人，我們當學生那個時代和現在學生不一樣，比較接受傳統的價值觀，比如像堅持、節省這樣的價值。就我了解，李導演當初在當兵時碰過「兵變」問題，不知後來是不是變成李導演創作的養分。另外，草莓族的學生不太能夠接受批評，當然我們上課會多鼓勵，可是光鼓勵不批評的話，學生也學不到東西，批評重一點又會造成他們的傷害。李導演過去十五年拍片的經歷並不是這樣順利，拍過很多片子，也面對很多批評，包括這次《斷背山》有很多團體，比如衛道人士抗議，《臥虎藏龍》在大陸也受到一些批評，說是給西方人看的中國片。遇見這樣的批評，或是人生低潮時，怎麼去堅持自己的創作理念？

李安：堅持是一種本能，以前我們爸爸、老師比較兇，我們的抗壓性比較強，我這個人就是這樣，很能受氣，我抗壓時也不會跟大家爭執，君子報仇三年不晚，過了三年我的一個片子出來讓他shut up，但讓他shut up以後，又會有新的抗議，大概人生就是這麼一回事，你不可能取悅每個人。剛才你講到衛道人士抗議《斷背山》，但也有開明人士覺得不夠開明。

最重要的，還是要拍我想拍的，很真誠地表現我原來想要做的，大家的反應也要注意，但到了某個程度，我就放棄了，我不可能討好他們，我也不需要討好他們。

並不是說討好不必要，因為你需要和平共處，因為片子要上演，不僅觀眾，光是和工作人員相處就會聽到不同的意見，有些好的可以容納在內，有容乃大，為什麼不呢？像《臥虎藏龍》，很多人有意見，但我覺得雖千萬人吾往矣。我覺得這個世界常常外行批評內行。我到海外，你說我是龍的傳人也好，說我是封建餘孽也好，如果我不留下一點聲音，將來大家以為中國就是那個樣子，所以我要拍《臥虎藏龍》，但破壞中國文化沒有比中國人更厲害的，那我寧願拍給老美看，他不會說他不懂，他至少心裡還有一個幻想，覺得人是可以飛起來的。

《臥虎藏龍》在台灣受到很大的歡迎，當然也有批評，有些事情是我沒有辦法的，比如周潤發我把他打死，國語還是講那樣子，以前老廣說官話就是那個樣子，可是大家壞東西看多了，配音聽多了，你把真東西給他，他反倒受不了，覺得很好笑。我拍以前就曉得這個，我做死了就是這樣子，叫我再來一次，我還是做同樣的傻事情，因為這是我要堅持的。

現在情勢變了，將來念電影的出來，面對的是大陸市場，台灣市場是絕對不夠的，這是現實，你們必須和華人市場結合。文化是一種鬥爭，歷史是贏的人在寫，所以希望大家是贏的這一邊。我們這一代是跟他們文革那一代鬥的，所以我們有很大的優勢，他們是被摧殘的我們是被教育的，但現在你們是被摧殘的，他們是被教育的。我們現在還占了一點優勢，再過幾年就會是劣勢，加上地方又小，你們真的是很困難的。

面對西方，你們要注意共通的語言、要注意固有的特色，西方強的東西你們一定要去學、去發展，不是光吶喊、講一些沒有營養的話。弱的部分要補強，強的東西不要丟掉，要繼續，讓它更強，這樣我們才有競爭力。現在已是global了，以前我剛到美國，連蔥都買不到，看到蔥都要流眼淚了，再過幾年看到豬肚都出來了，現在老美吃東西比你還要精，他們都懂了。這個世界一直在變化，你們面對的社會跟我們不一樣，你們出來後也不一樣，我只能把我經驗中重要而不會變的部分告訴你們。將來世界愈來愈小，中心與邊緣的分界愈來愈小。

唯一貫穿電影的是 個性中比較壓抑的部分

曾壯祥：李導演談到全球化，我們看一下李導演拍片的片單就可以知道，包含很多地區的文化，面對不一樣的文化衝突時，是怎樣吸收、了解，然後放到電影裡去。還是有一貫的想法在貫穿這些作品？

李安：唯一貫穿的是我個性中比較壓抑的部分。個性壓抑、從小聽話的好學生，有壓抑的元素比較會做。這個壓抑跟戲劇很有關係，因為我很喜歡戲劇，從以前學校演戲、去美國學西洋戲劇，我覺得壓抑使有些東西不能發揮，它的戲劇性就很強，這部分是我比較喜歡、擅長的。

因為壓抑，不能暢所欲言，在過去那個時代，很自然就會拐彎抹角，所謂的「符號」就比較厲害，明喻、暗喻，我們中國人不必教就會了，自然就比老美強，因為嘴上不能講，我們的影像就比老美強，影像、聲光這種旁敲側擊的東西是很電影的，這是我們的強項。

拍電影是team work，職位上我是導演，可是我有一段很長的學習期，這個東西不是一來就會了，或有什麼妙方，原則就是你要虛心學習，要把過去的東西擺在一邊，然後在學的時候，有新的發現，它很自然地會跟你過去的文化底蘊、文化的根連在一起。

我看東西有一種習慣，當那個東西跟我不一樣時，就產生創作力，我不必擔心作為一個中國人一定要怎麼不一樣，因為我本身就不一樣，所以我盡量去學。比如《理性與感性》的時代背景是前維多利亞期，喬治王朝，我在開拍前先去英國住了六個月，一點一滴地學，後來我認識一個研究員，他說他姊姊是專門研究狗的，她說只看過一部電影把所有的狗都搞對了。所以電影裡每一隻狗、一隻豬、一磚一瓦都是我自己去挑出來的。或是《與魔鬼共騎》，南北戰爭就連美國人自己也不太熟悉，可是有一群人瘋狂地一直在演那時代的事、過那時代的生活，但我只經過了一個月，在電影上演出來，我做得比他們還像，這是我的專業。

專業很重要，但我不要成為一個專家學者，我不需要，我只要夠用，我只要人家拿給我好的、壞的，什麼東西在電影上很有效，什麼東西是白做工，這些我能夠分辨出來就可以。最終人家還是看演員演技與故事，人性的共通點、戲劇性。

《理性與感性》時候我學得很慢，因為第一次拍英語片，而且面對的都是很高檔的人，包括我的工作人員拿攝影機方位都比我熟很多，我要向他學，還要駁倒他，真的很吃力。過了那一關，就愈來愈快，我的研究期就愈來愈短，我知道有些可以省點力，我也慢慢覺悟有些東西你放上去，觀眾也不關心，你不是在為他上歷史課。說穿了還是專業，我主要是拍電影，電影是一層皮，入木三分就可以，你不必七分八分，三分你要有，那個重心我能分辨就好。另外，要虛心，剛開頭你碰到一個專家，總要受一點氣吧，等學到了以後就不受他的氣了。

最好不要去想個人風格，一想到個人風格，所謂知識障、心魔就產生

朱全斌：剛才李導演說的，虛心、做研究的重要之外，我覺得滿重要的一點就是，雖然你的片子代表不同的國家，不同的文化，不管是《理性與感性》、《臥虎藏龍》，但到最後它們都是李安的電影，到底是什麼讓大家覺得那是李安的電影呢？除了剛才導演說的很重視演員的表演，還有故事的衝突性之外，我們可以發現裡面有一些固定出現的主題，也就形成它的特色。比如父子關係，或是文化衝突，重複在很多影片出現，可能導演特別關心，這就牽涉到創作者是否自我了解他關心什麼，我閱讀李導演的傳記，他曾提到，懵懵懂懂念大學的時候，他看了一部《畢業生》，給他很大的震撼，裡面所謂對體制的衝撞，這個精神對他來說是一新耳目，所有後來的片子都可以看到這個特色，每一部片都想衝撞一點什麼，比如舊的體制，所以是不是除了生活經驗之外，應該透過某些方法，例如透過某部啟蒙的電影或其他藝術作品，幫助自己找到自己是怎樣的一個創作者，自己關心什麼樣的題材或什麼樣的主題，這對形成個人風格是不是很重要？應該用什麼方法去達到？

李安：對我來說，最好不要去想個人風格。一想到個人風格，所謂知識障、心魔就產生，個人的東西反而發揮不出來。我誠心地講，風格是讓那些沒有風格的人去擔心的。我覺得風格要想，因為你接到一部片，有些東西要統一，細節調整一下，我拍片是從劇本的構想，每個環節，每個演員的表情，一直到最後觀眾聽到的聲音，音樂、音符，我都盡力做。

電影不是人生，要兩個鐘頭可以講完，所以要有一個人用他的想像與視角把它統一，讓兩個小時可以講清楚，將主題發揮出來。做這個工作時非常辛苦，不是每個環節都是我的專業由我去做，我是在做領導統御的工作，要控制工作人員，不然就變成五部電影，兩百部電影，而不是一部電影了。
每部片都嘔心瀝血，都是當時最想做的，很自然的它就是李安式的電影
李安：在這個過程裡，每一個環節都要用心，很自然的就形成李安式的電影，跑不掉的。因為我拍的都是我喜歡的題材，不是說我拍了《喜宴》紅了，所有同志喜劇交給我我都拍，我只是在交貨，我不是這樣的導演，每部片都是嘔心瀝血，是當時我最想做的，那很自然的它就是李安的電影。有些規則我要注意，有些東西我可以出格，因為李安可以這樣做，別人不可以這樣做，這只是李安的電影。

你剛剛講到兩件事，一個是貫穿的主題，另外一個是主題的突破，像演員一樣，突破就是演一個瘋子、一個壞蛋、一個革命青年，一直在換角色。我希望像看風景一樣，每次到一個地方，去遊玩、去冒險。這個突破是我自己訂一個主題，這個主題是我過去沒有做過的。你剛講到所以會變成李安電影的特質，比如說像壓抑、時間變化、父親，這些都是我不喜歡我自己的部分，我進入到那個世界，是我自己想像的模樣，包括父親、壓抑，都是我希望擺脫可是擺脫不掉的。

有些東西我是永遠沒有打敗過的，比如說壓抑、父親，一直在變形，可是它還是父權的問題，不是母親的問題，我小時候不曉得受過了什麼，到《斷背山》裡也還是有父親的影子，但那是人家寫的故事不是我寫的。時間是一直在變化的，我們一直想抓到一個主義，一個信仰，可是它最終會背叛你，就像中文講的「易」，「易」有三個意思，一個就是變，一個就是不變，還有一個是簡易，很簡單的道理告訴你，這個世界唯一不變的道理就是什麼東西都在變，這個可能跟我的成長環境有關，我小時候相信反攻大陸，怎麼後來不是這麼一回事。

朱全斌：時間已延長半小時，但是永遠都不夠，李導演對每一個問題都誠懇地回答，我相信大家得到很多啟發，最後要提一個小插曲來作為今天的結束：記得李安導演剛拍完《理性與感性》時，李伯伯跟李安導演有過一段對話，李伯伯對李安說，你這樣拍到五十歲大概就可以拿到奧斯卡了，他非常有預知能力，可是後面還有一句話，他說到時候你就退休去學校教書吧。今天李導演到這裡幫我們上了這麼好的一堂課，也算是實現了父親的心願，希望這只是開始，不是結束，以後李導演有機會還可以親臨，再給我們指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