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Félicity家聊了幾句蓋爾基爾的演唱，讓我想寫下一點心得。
事情的開端是這樣的：
八月我在南法Sisteron城的Citadelle音樂節聽了一場絕佳的音樂會，指揮是很年輕的法義混血Spinosi，他在naïve公司錄了幾部韋瓦第的歌劇，成績斐然。而演唱會主角則是一個女低音與一個假聲男高音Marie-Nicole Lemieux與Philippe Jaroussky的Duet。Jarrousky這位優秀的年輕歌手，常來逛我部落格的朋友應該對他不陌生，不過Marie-Nicole Lemieux可能是個新名字。她最近才在naïve公司出了一張法國藝術歌曲集，曲目由蕭頌德步西到尤涅斯柯，是位認真演唱且技藝接近成熟的希望之星。
整場音樂會，不論歌手亦或樂團都驚人地出色(抱歉我八月忙於趕路兼太過懶惰沒有寫下心得)，曲目上半場是韋瓦第歌劇選曲，下半場則為韓德爾，Jaroussky的聲樂技巧幾乎無可挑剔，他的高音乾淨寬闊，演唱時情緒的投入更是渾然天成，全無刻意斧鑿的痕跡。我最訝異他那聽似單薄的音色，還能依音樂情境做出深刻的層次變化。來自加拿大魁北克的Lemieux，聲音恢宏卻還能表現靈活的花腔，她應該擅長戲劇性的角色，而且有著少見的低音，是值得期待的新人。至於樂團方面，新古樂派給予巴洛克音樂最大的改變，是灌注了令人興奮雀躍的生命力與活力，而Spinosi正是個能帶動樂團充沛活力的指揮，他甚至會在興奮的當頭高跳打拍。如果要我找出這次演出的缺點，我大概只能說場地的音響效果太差，沒辦法感受到女低音Lemieux的「實力」。因為那更本不是個音樂廳，也不是教堂，而是一個完全露天的「廢墟古蹟」。
不過我很懷疑女低音與假聲男高音的二重唱會有多少？結果不出所料，全場真正二重唱的歌曲只有兩首：韋瓦第La Fida Ninfa(忠誠的水仙女)中的Dimmi pastore，和韓德爾Giulio Cesare的Son nata a lagrimar。Jaroussky和Lemieux其實已經有不少合作的經驗，不但具有默契，在聲音上還會彼此互補：Jaroussky的聲音清亮而集中，Lemieux的音色則渾厚醇美，他們在Son nata a lagrimar最後的長弱音合唱，雖然沒有好的音場環繞，但那純淨完美的合聲，直讓人連呼吸都嫌打擾。
上面三段其實都是可以省略的前提(彌補一下我的懶散)，其實我的重點是：那晚Jaroussky所演唱的Cara sposa (出自韓德爾的歌劇Rinaldo)，實在太動人，讓我至今仍無法忘懷，可說是le plus grand moment musical de ma vie。這首歌並不如韓德爾其他作品如Ombra mai fu有名，就連Rinaldo歌劇本身被演出與被錄音的次數都稀少。然而這些都掩不住Cara sposa這首高雅憂傷的曲子的魅力。Jaroussky開頭的第一句長音就差點讓我掉淚，他那單純無辜的歌聲就像有魔力似的把人帶進另一次元的空間，突然間我們都是失去Almirena的Rinaldo，感受著和他一樣的哀傷，唱道：Cara sposa, amente cara, dové sei ?(摯愛的妻子啊，心愛的愛人啊，如今妳在何方？)。我不得不說漂亮的嗓音與優異的技藝大概還不是Jaroussky最大的天賦，這是一個非常擅於藉由歌唱傳達故事與情感的高手，他聲音中的表達能力就連對這齣歌劇故事內容不清楚的觀眾都能感同身受地因曲調而哀傷。我一直在想倒底是什麼讓他這首曲子的演唱如此迷人？我自己擁有的版本中，James Bowman唱得像塊木頭，David Daniels的版本稍嫌誇張濫情，阿根廷出色的年輕歌手Franco Fagioli是相較之下比較滿意的版本，但指揮是很大的敗筆。最近修爾也在新專輯演唱此曲，然而那拘謹保守幾乎沒有表情的演唱讓我頗失望。
關於這份感動，我找不出所有的答案，但有一個很明顯地要素是「純真」。而正是這份純真每每讓我為劇中人或歡喜或落淚：Gwyneth Jones的元帥夫人、齊弗麗德的奧克塔文、舒瓦茲柯夫的綺想曲女伯爵、波蒲的阿拉貝拉與帕米娜、卡拉絲的茶花女、蔻楚芭絲的咪咪、葛露默的戴絲蒂蒙娜……，那是一個很微弱不清的界線，而且我們並不能總是確定，這份感動的呈現，單單只是準備工作的用心是否足夠？音樂是瞬間的藝術，依照混沌理論的說法，一個重覆一百次的動作，每一次都不一定會帶來同樣的結果。就像芙蕾妮所說：四十年來她每次演唱咪咪都會有不同的感受。不過可以確定的是：一當那份單純的情感走上軌道，我們總是能夠立刻認出並馬上與之溝通；當然這不僅限於歌唱，肯普夫的布拉姆斯間奏曲集、普雷特涅夫當年來台演出的李斯特b小調奏鳴曲、傑利畢達克的柴五……等。
之所以有這些感想，主要是前些日子聽了阿藍尼亞與蓋爾基爾的波西米亞人。這是我第一次看他們夫妻二人的現場演唱，但與我預期相反的是：阿藍尼亞的魯道夫有著令人感動的深情與豪氣，而蓋爾基爾的演唱卻與咪咪這個角色有點格格不入，問題不在唱功，不在音樂性，我猜想是對角色的認同，也就是對待角色的「真」。我不知道蓋爾基爾本人如何，但她表現出來的氣質比較像是郝思嘉，而不是有著單純的生活與小小期待咪咪。這也是為何，我想在這裡向Felicity解釋為什麼那個時候我會說她的演唱缺少些說服力的原因。我並不認為她有去深入並單純地演唱那個角色，而比較多是在演她自己。這或許是因為和她老公合作的關係，也有可能她對波西米亞人感到厭煩。當然，單咪咪一角一點都不足以代表蓋爾基爾全部的演唱成績，我仍然期待她有更好的表現。
Monday, December 19, 2005
深秋的雜想
Wednesday, December 14, 2005
轉載—法國百年移民史(下)
薩科茲法 警察權再度擴張
新法雷厲風行 移民聚集街區 氣氛沉重
一九九七年鄉派勝選，社會黨總書記喬斯班組聯合內閣，由公民運動黨黨魁謝維尼蒙擔任內政部長，開始修訂眾人矚目的移民法規，當時法國非法移民的人數很難確認，統計數字從三十五萬到八十萬，但總之有數十人渴望獲得居留權，而不久之前，鄰國義大利才解決了二十三萬人的居留問題。
為兌現選舉支票，修法主題是合法化régularisation，以居住法國多年且以家庭團聚者優先，以家庭團聚申請需的證件簡化，因此受惠最多的有阿爾吉利亞人與以浙江省為主體的中國新移民家庭。當時取得居留卡的約八人之譜，離無證者的期待太遠了。
就從九七年起，取得合法居留的中國新移民不再打黑工了，紛紛在十一區與三區開店經營服裝、皮包飾品批發業，短短數年間改變數個街區的風貌，「成衣數條街」，與當地居民生活格格不入的中國現象，從此成為爭議話題，但也造就了華商事業。
除了大多數人關心的合法化外，對於政治庇護也開了一道大門，許多知識份子、藝術家因此拿到長期居留，從此之後法國就成了「庇護所」，往後各國移民為取得居留，大多以難民自居。「謝維尼蒙法」恢復無證者的社會保險與短期居留者的權益。
一九九九年九月，法國政府與紅十字會等公益機構合作，法國北部Calais加萊臨英倫海峽的Sangatte設置大片營區，收留等待機會前往英國的外國人，營區以阿富汗難民、伊朗人、伊拉克人和土耳期的庫德族人為主，Sangatte營區應英國內政部要求，經薩柯茲同意後，於二○○三年四月正式關閉了。
謝維尼蒙法依舊保存了巴斯戛法案的管制精神，如為打擊黑工執法人員可至工作地點盤查身份，機場留置中心、驅逐出境審查委員會繼續保留。平心而論，謝維尼蒙法減輕許多對移民的管制措施，這段期間可能是近二十年來，無證者最輕鬆的時期，同時也讓偷渡組織蔓生，令警方抓不勝抓，形成新的社會隱憂。
左派主政五年成績差強人意，移民現象反而形一種似有似無的威脅，極右派發表統計數字，民陣說，自從取消居住證明後，每年移民數高達五十人。移民數字與失業率被極右派畫上等號，此種論述獲得越來越多的法國選民認同，民眾對左派政府的失望，可從二○○二年四月下旬第一輪總選舉看出端倪；勒彭的選票超過總理約瑟班，法國選民三十年來未曾出現如此猶豫不定的意向。此骨牌效應不僅讓席哈克總統在第二輪投票時，以他自己都意料不到的百分之八十以上選票當選連任，且數月之後的國會選舉，右派過關斬將，重新取回執政權。
二○○三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國會通過「薩科茲法」，這個新版本以打擊黑工與色情行業為管制前提，重新賦予省長驅逐權，值得注意的是，警察權力再度擴張，可以對在街頭的外國人以被動拉客(racolage passif)或侵略性乞討(mendicité aggressive)之罪名逮捕，而後沒收證件，拘留監禁、取消居留、甚至驅遂出境。
「薩科茲法」頒布以來，雷厲風行，曾經有過一個月三部包機遺送之例，被強弊驅逐出境者以非洲人居多。「薩科茲法」執行徹底，警察經常出現在移民聚集的街區，如十九區美麗城一帶，當街盤查逮捕，移民圈內肅殺氣氛沉重。
非洲移民團網站說，薩科茲法案擺明不歡迎外國人。而社會經濟學家也提出質疑，到底是偷渡客製造了黑工問題？還是法國的經濟與財稅結構鼓勵一些行業如建築、成衣製造與餐飲雇用黑工？另外，由於所需證件繁多，也興起買水電單與居住證明等證件的小生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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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載—法國百年移民史(中)
右派打擊偷渡與黑工 民間同情聲浪不斷
無證者運動 助左派乘勢再起
法國的移民法令與管制隨著政黨輪替而改，並且隨著國內經濟國際局勢的變動而鬆緊不一。自九十年代起，由於蘇聯解體東歐社會主義國家紛紛崩盤，巴爾幹半島戰雲密佈漸趨緊張，這段時期來自東歐、庫德族的移民日增，再加上非洲與中國的新移民湧入，這些人焦論持何種簽證入法國，通常滯留不走。
法國的經濟未見起色，失業率節節升高，政府的移民管制在這種情況下又趨嚴謹。一九九一至九二年間，新的政策逐步推出，對讓證件不全的旅客登機抵法的航空公司課以罰金。持觀光護照的個人旅遊者的入境檢查更加嚴格，同時法國駐外領事館對申請簽證的條件限制更多了。
法國境內的外國移民政府又定了新的制度，申請政治庇護者沒有工作權，查獲非法黑工加重處罰。這段期間最得一提的是在機場設立了留置中心(zone d’attente)，將入境證件不足的旅客暫時請至留置中心，由關防警察看管，有的人在這形同拘留所的地方，待上一段時間才聯絡上親屬，由親屬擔保始能重獲自由。機場留置中心動引起爭議，反對者認為法國又多了一處監獄。
一九九三年，國會改選右派大幅領先，國會席次上的優勢更有利於法案制定與執行，三項移民相關法案先後提出，首先對國籍法作了修正，父母為外國人，在法國出生的年輕人必須先表明其作為法國人的「強烈意願」後，才能成為法國公民。第二個法案賦予警察盤查民眾身份更大的權力，另一項則對外國人入境的條件、接待與居留之限制，甚至取消一些行之多年的短期居留項目。
從法案內容分析，外國人在法國能享有的權利非常少，結婚居留申請也多了好幾層手續，全家非法居留的小孩也不保證成年後會自動身份合法化。而無身份就法有醫療保險、社會救助等福利，就算他們工作數年也繳了分費用也無效。申政治庇護者，先有警察局發的居留才能至l’OFPRA申請難民居留。非法居留者的小孩不能上學，孕婦無法免費至醫院檢查診療，而其他的疾病也得自行處理，且收留無證件者也可能受到司法追究。右派政府積極用心致力於打擊渡與黑，期望能做到「零非法居留」。
躲在暗處栖栖惶惶，打工無處經濟無著。在這段最難熬的時期，無證者反彈的力量也增強了。一九九六年三月，一百多名申請居留多年未獲准的非洲人(馬利、薩伊、塞內加爾等)聚集於巴黎第十一區的聖安伯之教堂l’Eglise Saint Amboise，他們宣稱要活得有尊嚴，要求法國社會伸出援手，法國政府給予合法身份，由於曝光率不足所以未獲太多的迴響。
但數個月之後，十八區的聖伯納教堂l’Eglise Saint Bernard的事件就引人注目了，一九九六年八月二十三日，警進入教堂，強力驅逐帶走這一群正在節食抗議打地舖的無證者Sans papier，這一群非法居留者將自己曝露在警方之前，帶給法國社會新的啟示，他們成為勇氣與奮鬥的象微。
無證者運動受到法國工運與社運團體的支持，而這也是偷渡來法的華人，首度參與街頭遊行示威，支援無證者的社運團體因應而生，當時活動力最強的首推「第三團體」，該團體後來分裂，而後又有其他的團體陸續出現，動員無證者爭取權益。
然而右派政府對民間的同情聲浪並未嚴肅看待，且於一九九七年初制定了「德布雷法案」。該法案授權執法單位扣留無證者的護照，增加警察盤查權力，其中引起法國社會議論的是，「德布雷法案」要求招待外國人的法國公民必須至警察局登記，且外國訪客離境之後，也必須到警察局登錄。
一九九七年二月，由藝文界發動簽名抗議「德布雷法案」對人民自由的限制，由於有聖伯納教堂的無證者運動之前例，「反德布雷法案」帶來一波社會運動，讓左派各黨乘勢再起，左派氣勢如虹，推出寬容的移民政見，終於在當年五、六月的國會選舉中大勝，一九九七年左派的勝選，無證者運動是一大助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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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載—法國百年移民史(上)
本文為巴黎八大哲學碩士生羅惠珍所撰，分三天刊登於歐洲日報。羅女士善長觀察歐洲政治動態，其文章散見於各華文媒體。由於本文內容與我原本接寫的文章多有重複，羅女士又寫得比我詳細，所幸轉載登出，讓大家對今天法國的移民問題有更多認識。
二次大戰後，是移民出問題的分水嶺
法國移民社區暴動演變成全國危機，失業、貧窮、種族岐視等問題搬上檯面；檢討移民法、改善移民處境，成為法國迫切要面對的課題。回顧法國六十年來移民法規修訂經過，或可找到解決之道。
移民怒火所幸已稍止息，法國各界也定下心來重新思考社會共處之道。從殖民到移民，非洲國家無論來自撒哈拉沙漠南北，數百萬的移民已構成了法國社會的一部份。回顧六十年來的移民法規之立法與修法，可用「混亂」形容之；每每遷就於政治因素或當時的經濟狀況便宜行事，而造成往後的困境。
從法規修定可觀察每個階段的移民過程與時代背景，如果能充分認識每個不同移民群安頓法國的艱苦心酸，將會增加同情和了解。各時期的華人剛踏進法國社會時，不也是跌跌撞撞嚐盡苦頭嗎？經濟條件優越的也有文化與生活上的差距，更遑論隻身一人兩袖清風所遭遇的苦楚。
然而，無論從何而來，最後都在法國尋求安生立命，同屬移民族群，融入法國社會所碰到的挫折雖然不盡相同，法國的移民族群之間所幸並無衝突對立，多認識他人的移民背景，應有助於所有族群的和平共處。
法國一世紀以來接納了各種不同處境的移民：葡萄牙人、希臘人、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之後俄羅斯移民、而後大量湧進的中歐猶太人、義大利人、亞美尼亞人等，其中也有部份來自中國浙江省的移民。雖然移民族群類別繁多，但因多屬白色人種，又人數有限，而且除了猶太人外，大都為基督教世界成員。因此除了零星生活衝突和商業糾紛，法國社會早期並無太多的移民問題。非洲移民在二次大戰之後出現，並很快成了法國社會移民的主體。
一九四五年戰爭結束後，法國政府於當年十一月二日制定移民法規，成立國家移民局ONI，而後又重新更名為國際移民局OMI。戰後的法國百廢待舉，各項公共建設需求勞動力，工業界也到處招攬勞工。當時國際移民局所扮演的角色，就是從非洲殖民地國家引進勞工，由國家移民局全盤掌控非洲勞動移民，漸漸取代原本自營的仲介公司。國際移民局除了具引進勞工的功能外，亦有助於法國政府制訂往後的移民政策。
引進外勞，起初以阿爾吉利亞的勞工為主，直到六十年代初，阿爾吉利亞獨立前，已有數百萬阿爾吉利亞人在法國從事各種勞力工作。他門除了是政府公共建築工地最需要的工人，也有不少投身汽車工業，特別是標緻與雷諾兩大企業。由於各行各業都缺工人，就算未經合法管道進入法國，也能立刻找到工作。
五十年代期間，阿爾吉利亞人大多隻身而來，從事粗重賣命的工作，為了家庭生計，阿爾吉利亞外勞生活節儉。印支半島第一代的華人移民，不也曾過著如此拋妻別子離鄉背井的艱苦歲月？阿爾吉利亞的勞工絕大多數居住在巴黎郊區Nanterre與Argenteuil一代。他們在無人的荒地上蓋起一大片克難房子，窄小的屋子用工地檢來的合板湊合釘上，一戶挨著一戶，衛浴廚房相當簡陋，這個地方就著名的bidonville(貧民區)。
工作時間久了，有的便將家人接過來，但因經濟條件所限，能搬到外頭租公寓的並不多見，這些人都屬於所謂第一代的北非移民，這個情況要等到一九六二年，阿爾吉利亞脫離法國的殖民統治，獨立之後才告結束。
一九五○年代末期，阿爾吉利亞戰爭期間，部份屬阿爾吉利亞人民陣線的成員，在法國號召義勇反抗軍，當時法國工作的阿爾吉利亞人處境十分艱難；到法國打工賺錢，但法國卻是敵國，法國軍隊正在阿爾吉利亞殺害凌辱他們的骨肉，然而「男兒立志出鄉關」，一切的忍耐與努力就是為了能衣錦還鄉光耀門楣，哪個走出家門的男子漢不這麼想的呢？
只是戰爭帶來的血腥，一九六一年十月十七日阿爾吉利亞人在巴黎舉行示威遊行，當夜巴黎警察鎮壓，導致數百人喪命塞納河的悲慘事件。這些悲情逼使不少第一代移民，在阿爾吉利亞獨立之後回歸祖國，北非移民故事翻開另一頁。
八十年年代末期，阿爾吉利亞內戰頻仍，而帶來另一批移民潮，將導致另一次修改移民法。法國政府一直未對戰爭及一九六一年十月十七日事件承認使用暴力，因此阿爾吉利亞移民與法國社會至今仍未真正和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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